傳統儒家道德思想是在人文自覺的基礎上，通過繼承與闡揚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核心、以“天人一體”為皈依的中國古初文明而形成的一種人學體系，“以德立人”是其精神主旨。“德”的內涵包括仁、義、禮、知等多個德目，而“仁”“義”是其中的核心。

　　以德立人奠基于生存實踐

　　“以德立人”彰顯的是一種人道準則。這種人道準則作為人的生存本體，乃基于人對自身存在本質的邏輯與內涵兩方面的認識。從邏輯上講，它強調一切存在只能是其所是，而不能是其所非是。一方面，存在之為存在，即存在的真實性，用儒家的話講，就是誠、真實無望；另一方面，肯定此真實存在的價值為善，并使其真正地存在起來，所謂“誠之”與“思誠”者，此為生存之道，它明確表達了一種對存在應然之境的追求。所謂存在的“是其所是”，就體現為以上兩方面內容的統一。從內涵上講，關于人之存在本質的認識包含著對人的生存背景、生存要素、生存境遇、生存矛盾及生存意義的深入理解。它最終顯現為在人的自然個體實存（主體性）基礎上彰顯人文的、超越的整體性（或曰共通性）訴求，并具體體現為人以德性統攝知性的生存智慧。由此，存在的自明性發展成為存在的明證性，進而成就“旁通厥德”之人格境界。與此同時，這種生存智慧又以它的歷史性存在來統攝當下的存在，為生存的連續性發展和即時自省提供了根據。如果說，“以德立人”作為傳統儒家道德思想的人道準則，可以視為一種生存本體的話，那么，以上有關人之存在本質的邏輯認定與內涵揭示就是對這一本體生存意蘊的表達。它在屬人這一根本立場下，使“以德立人”這一傳統儒家道德思想的生存本體奠基于個人與整體、歷史與當下相通為一的生存實踐。

　　尋求性情的中道實現

　　在傳統儒家道德思想中，人的自然實存由性情承載。有關人之存在本質的認識亦是立足于個人性情的實存來發掘其整體性與歷史性的實現。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以德立人”的人道準則，本質上即是人之性情在個體與整體、歷史與當下一體相通基礎上的中道實現。由此出發，體貼性情并尋求其中道實現，便成為理解“以德立人”的基礎和判斷其合理性的尺度。

　　在傳統儒家道德思想中，由“以德立人”所表達的人道自覺，在以性情中道為旨歸的前提下，具體體現為性情與禮教的終始像生之道，它包含三個理論層次：首先，它體現了人之生存中的質、文統一，《荀子·禮論》講“稱情而立文”，這是人文化成之端，所謂“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其要在于得乎性情之真。其次，它體現了人之生存中的情、理統一。情、理統一乃有人道確立，其要在于準情度理。最后，它體現了人之生存中的知、行統一。知、行統一乃有人道證成，其要在于人情順達。這里的“知”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個層面是指在文、質統一與情、理統一基礎上對人道準則的自覺，正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第二個層面則是指在以上自覺基礎上對人道準則合義實現的領悟，并就此成就一種個體化的獨知。合而觀之，知行統一即是將對人道準則的自覺與領悟展現為人的一種生存智慧。以上三個理論層次貫穿于性情與禮教終始相生之道中。比較而言，性情極為自然，是生生之體；理為必然，是生生之道；禮以性情為本，以理為文，體現了自然與必然的一貫。

　　“通情達理”是性情與禮教終始相生之道的核心精神。“通情”可謂生存之基，它是性情在義理明達基礎上的實現。在理解路徑上，“通情”是由自明的性情體驗到明證的內外一體的心知經歷，其理想之境便是“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在踐行原則上，“通情”是生存的個體差序性與整體通和性的一貫。“達禮”屬于人文化成，內含禮、樂、刑、政四教。禮、樂通其情，得其和、序；刑、政治其情，致其誠、一。“達禮”必以性情實現為根本，故又有“五至三無”之說。“五至”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三無”者，乃“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三無”者，宗其精神；“五至”者，文質綱目。總之，“達禮”之要在于得乎性情之中，故在踐行中需有節（五倫十義）有權。作為性情與禮教終始相生之道的核心精神，“通情達理”還保有一定的宗教義，即它包含著宗教性的情感、觀念和儀式。其信仰體系是由三本（天地、先祖、君師）所展開的天、地、君、親、師系列，這一信仰體系現實而非抽象的存在方式以及其圣、凡一體的理解方式，使“通情達理”的生存實踐得以不斷變現，儒學“以德立人”之道正是在此基礎上得以多向度展開，并獲得系統的發展。

　　在體貼性情并尋求其中道實現的生存論視野下，通過探討性情與禮教的終始相生之道，來解讀傳統儒家道德思想“以德立人”的人道準則，是一個富于意義的理解嘗試。在此理解過程中，人始終被視為在自然性情與人文自覺互證互成活動中的一個具有本源性、整體性、歷史性且充滿生命力的存在。他既非一個冰冷、抽象、極端理性化的文化象征符號，亦不是一個自我膨脹、“情識而肆”、張狂獨立、具有價值相對主義乃至神秘主義傾向的個體。他就是那樣一個于宇宙天地間相往還，個體與整體、歷史與當下一體相通的生動的存在，經歷著一種真實而有意義的生活。

　　以德立人的現代詮釋

　　不同文化、文明樣式之間的碰撞與融合是現代世界的主要問題之一。它順次又折射出兩個問題，即個體生存實現問題與生存的多樣性和整體性相統一的問題。很顯然，抽象的道德說教與盲目信從或過度依賴法治無助于問題的根本解決，甚至可能會導致形勢的惡化。在此背景下，在體貼性情并尋求其中道實現的生存論視野下，依乎性情與禮教終始相生之道而展開的對傳統儒家道德思想“以德立人”的人道準則詮釋便具有了廣泛的現代意義。

　　首先，它凸顯了一種追求性情合義而整全實現的生存特質。情理作為超越的道德實踐意識，統攝著人的整個性情世界。人的實現便是建立在情理與情欲的一貫上。這對于思考現代個體生存真實、全面而自洽的實現，無疑是有啟發意義的。

　　其次，它揭示出一種“稱情立文”“情文俱盡”的禮教精神以及“有節有權”的踐行原則，從而將人的生存實現安放在性情與禮教互證互成的基礎上，這對于梳理現代生存中性情與規范的正當關系與合理實踐當有所幫助。

　　再次，它力圖建立一個秩序與自由相統一的合理社會格局，這對于在現代不同文化樣式下處理生存的多樣性和整體性問題，無疑有著借鑒作用。此外，它指明禮教具有教養與懲治兩個面相。前者指向禮樂反情合志的人文化成活動，重在實現人道自覺。后者指向刑政對“簡不帥教者”的規誡訓導，重在達成基于整體性的強制服從。比較而言，前者為主，后者為輔，體現了一種德主刑輔、禮法并治的指導原則，強調情動而理喻，因勢利導。這對于促進現代德法并治、警惕工具理性泛濫具有警示意義。

　　最后，它所彰顯的文化精神經過漫長的歷史演化，已孕育出共同的民族信念和生活方式，構成了穩定的民族性。這一點對于當代價值觀的構建同樣具有深刻影響。當代價值觀作為民族精神的一種體現，當有其穩定的理念內核。它的建設需在傳統與現代、民族的與外來的文化互動融合基礎上進行。傳統儒家道德思想“以德立人”的精神主旨關注人的情感生活，推崇道德情感的超越意識，倡導情理交融、情文俱盡的人文精神，講求個體自立自成與整體差序共存相統一的人格養成，主張禮樂相濟、禮樂為先的教化成人理念，秉持“修禮達義”的革新精神等。這些充滿生存意蘊的內容作為民族傳統價值觀的重要構成，在國人生活世界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它的闡明自然有助于深入推動當代價值觀建設。（作者：華軍 單位：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